半个小时后，他拉开了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轿车，在副驾驶座和后排座位翻了一会儿，随后离开。有些毒品犯罪案件，侦查人员介入侦查的时间较晚，毒品已经流入市场，从而无法从犯罪嫌疑人处起获毒品;毒品市场的隐蔽性、涉毒人员的犯罪可能性决定了侦查人员难以调取相关运毒、藏毒、购毒人员的证言。所以，在司法实践中，有些毒品犯罪案件中只有被告人、同案人的供述能证实被告人实施了相关毒品犯罪行为，而缺乏其他毒品、毒赃等客观证据。对此，《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(2008年)》规定，有些毒品犯罪案件，往往由于毒品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，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。在处理这类案件时，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其他同案人的供述吻合，并且完全排除诱供、逼供、串供等情形，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。仅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，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。据此，毒品犯罪案件中，主要依靠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定案的，被告人、同案人之间的供述必须能够吻合，且均能完全排除诱供、逼供、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的存在。但在司法实践中，对被告人、同案人的供述，难以完全排除存在诱供、逼供、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，也难以完全保证被告人、同案人供述内容的客观真实性。所以，对全案缺乏其他证据，主要依靠被告人、同案人供述定案的，即使数个被告人、同案人的有罪供述能相互印证，在量刑时也要留有余地，适用死刑要特别慎重，一般情况下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，这是由死刑的不可逆转性与被告人、同案人供述的可能虚假性所决定的。

“政事儿News”注意到，陈树隆2017年5月2日被“双开”并移送司法机关之后，安徽省纪委于5月19日通报，在中纪委11.7专案组查办安徽省原常务副省长陈树隆案件期间，孙平“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对党不忠诚、不老实，故意隐瞒与陈树隆有关违纪情况，对抗组织审查；与他人密谋串供，企图逃避组织审查”。

当时反腐形势已经比较紧，宋川不敢把房子放到自己的名下，便想过户到岳父名下。故而，不久后的一天，他以岳父的名义向杨某的银行卡转了230万元。转完钱后，杨某的银行卡被宋川派人拿走了。换句话说，杨某不但没有收这笔钱，还另外支出了房屋的装修款。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5月1日上午在北京与多米尼加外长巴尔加斯签署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》。自公报签署之日起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相互承认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。坚持一个中国原则，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。中多建交是人心所向，大势所趋。